因而，无责漫谈既有可能起到维护话语公共性的作用，也有可能消解话语的中心话题，成为一种纯粹的反权力彰示。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以法院为例，最高法院制定了一系列的审判规则，如人民法院法庭规则 、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证据规则、执行规则等。

行政复议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以下简称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30日内依照下列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一)行政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三)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依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将公权力授予特定的国家机关。（2）是否属于职务违法违纪，通常采用的专业判断标准。

7、国家赔偿责任的追究机制 国家赔偿包括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3）获得授权的国家机关有权在授权范围内行使公权力，而未获得授权的国家机关即不具有该公权力，即排除了获得授权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享有该公权力。黑格尔所肯定的国家是符合伦理的国家，不是贬低个人、奴役个人、不顾个人正当要求的国家。

有学者通过对英国合理原则适用的考察分析，认为即使在对不涉及人权的案件中，比例原则更加符合法治的要求，从而也可能更加合理。复议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的行为存在不平等保护的情形，对事实未经查证就贸然做出变更股东的批复，不能体现中外合资立法中保护中外企业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有违法治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60] 李树忠：《迈向实质法治—历史进程中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第3—13页。[21]除了对过度性的理解和现行的必要性原则一致外，W.Jellinek也提出了妥当性理论。

[5] 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正当性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第22—32页。有学者指出，明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社会组织、个人责任的认定原则，是有效控制和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其中，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应当遵循比例原则。

[26]比例原则在公法内部适用上的争论，一方面与比例原则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比例原则在其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与公法中的主要法律部门都产生了一定的关联。[32]由上观之，比例原则在国际法中的适用借鉴了德国法中比例原则的内容，但是，基于各成员国的认识分歧，比例原则进入国际法视野的过程也是比例原则内容不断演进和变化的过程，而这种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着各成员国国内法原则的变革和完善，这也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行政法发展面对的现实课题。在作为法律渊源的目的方面,比例原则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以为最终归宿，合理性原则以公共利益本位为出发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据此，我国行政法中确立比例原则，有助于行政审判机关更好地保障人权。

[54] 张坤世：《比例原则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由一个具体案例引发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15—19页。[30]有学者认为，欧盟行政法中对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相对灵活，这种适用的情形也会带来对法的安定性的不良影响，值得关注。有学者从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修改、运用、司法审查等方面设计了比例原则的适用路径。[33]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9页。

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43-44 页。西塞罗将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并且指出，真正的法律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智者的理性和思想应当是衡量正义与不正义的标准。

1958年6月11日，德国（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在药房案的判决中，法院对于营业权之侵犯的合法性问题，以手段的妥当性、必要性、比例原则来进行检视，这就是所谓的三阶理论。[16] 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著: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80页。

其二，学者L.Hirschberg明确抨击妥当性理论的不足，理由如下：一方面无法充分且有效地制止过度侵犯人权的情形，另一方面，只要对手段进行必要性审查，则妥当性原则被自然纳入，没有必要再单列妥当性原则。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划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提出用衡平原则实现个案的正义。杨临宏：《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6期，第42—49页。合理原则源自英国，而英国的人权保障主要依赖其民主选举制度，合理原则在英国产生之初更多体现的是越权无效的理念和司法克制的精神。当然，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法治的日益健全，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的日益完备, 比例原则将会以其内容明确、操作功能强而更频繁地被行政审判机关所适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判断手段的必要性时，往往同时要考虑和斟酌妥当性、比例性等问题，将三阶理论次序化，有僵化理解比例原则之嫌，其可操作性不强。

1953年，德国《联邦行政执行法》进一步表明，强制手段必须与其达成之目的有一适当比例。《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第5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应当依照法定条件，兼顾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行政强制方式，以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为限度。

这一规定虽属司法解释，但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审查执行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这是我国人民法院对行政目的审查的明确规定，虽然适用范围有限，可意义非凡。[57]但是，本文认为，我国的法治建设与二十年前相比较，的确有了较大的转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求，或者程序化的规则训诫，它更是一种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它与特定历史场域下的其他社会实践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它也必须回应特定时空背景下特定的社会、政治诉求。

1882年7月14日普鲁士高等法院关于十字架山案的判决促进了行政法学界对比例原则的研究。[51] 黄学贤主编：《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34]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众所周知，作为利益分配的第一个环节，立法质量关乎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的维护，也关系着政府的公信力。必要性考察的是对被上诉人侵害最小。正在修订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征求意见稿）第5条第1款的规定与原有规定表述完全相同，但是，综观全稿的内容，总体上加重了处罚的力度，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规制得更全面了，这种加重也体现了社会发展与处罚力度之间的比例关系，避免违法成本过低而难以实现处罚的目的。

《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是行政处罚公正原则的具体要求，这里的处罚公正原则，也称合理处罚原则，是处罚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9]有学者以判例为基础，对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进行比较，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不够明确，可以借鉴域外合理性原则、比例原则的内容，构建和完善我国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标准体系。

[48] 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18页。由此可见，以传统比例原则的架构来看，W.Jellinek 关于警察权力违法理由的归纳，满足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

[35]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453 页。面对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医疗、教育、风险防范和应对等，我国政府利用集中力量解决大事的国情优势有效地缓解了上述领域发生的问题。

[60]比例原则通过对行政行为从目的、手段、后果等方面的综合考量，权衡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影响，追求行政权力运行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走出了机械依法行政的传统法治认识，强调法律实施的效果，具有实质法治的价值追求。在英国，合理原则属于禁止越权原则的组成部分，作为控制权力滥用的主要原则，合理原则主要从以下方面考察权力是否滥用，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不相关的考虑、不合理的决定，其中的不合理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就是任何具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会采取的决定。这一理论是对三阶理论中的妥当性原则反思和质疑的结果，主要有两种观点。[10] 赵娟：《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一个以判例为基础的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7—54页。

杨海坤主编：《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合理原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英国，1598年科克法官在鲁克案件的判词中提到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在1609年的案件中，科克重复了同样的原则，科克在其著作中也谈到了这个原则，这一原则在1948年的韦德内斯伯里案件的判决之后被称之为 韦德内斯伯里不合理性等。

[57] 陈金钊：《实质法治思维路径的风险及其矫正》，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66—89页。相称性考察的是原审法院的判决体现了行政行为与行政目的之间的均衡与相称。

[17]可以说，渗透在古典时期自然法思想中的正义理念暗含着衡平、比例的精神，这些观念经过之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德国公法中确立比例原则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二：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案。